吴荣会：那些年的孩子（散文） 【专版】

杨登堂

【吴荣会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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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的孩子（散文）　　

文/吴荣会



　　母亲在“哪天才吃得顿饱饭”的渴望中熬大了童年、少年。然后用那把大洋板锄一年年的土里刨食，喂饱9个孩子的童年、少年。
　　外婆生了九个孩子，饿死一个，病死一个，还剩下两个舅舅，四个姨妈。母亲是老大，吃的让着弟妹，活却自己多做。刀耕火种，把红土地一季翻个三遍，所有的力量给以那把洋板锄，所有的汗水浇灌这片地，所有(吃饱)的希望都寄托给春秋两耕。虔诚的躬身近乎麻木的成为一辈子的动作，却不曾想过改变点什么。她们的善良和谦让使她们不会去想，七个孩子的食物若两个去吃，是不是就吃得饱。母亲依然生了九个孩子。
　　邻家也一样，都生好几个孩子，哪家牛多，也不一定多得过孩子。两个做活，还有两个去放牛，有两个在打猪草，扫地，还会有两个嗷嗷待哺。只有一尺布，哪够缝九双鞋，只有两碗苞谷面，干稀都填不饱九张口。所以冬天的早上，各家火塘边上都码着一群孩子，光脚赤腿的烤火。空气的寒冽与火的炙烤在腿上交织成火斑，再用抓过灶灰或黑碳的小手在上面以抚不适，就成了一双双花腿。一堆孩子戳来闹去，心思却守候着那锅少油的四季豆几时才耙。四季豆不是一种吸油的菜品，但煮时放的油过少，则耙得慢。比起锅里的四季豆，铜锣锅里的苞麦面疙瘩，它的口感，让人期待就少了一些。若做成苞麦沙或蒸面面饭，要好吃点，可量变少了。怎么糊那么多张嘴。
　　那会儿，食堂才下放，包产到户盛行。好多孩子出生的理由就是能给他分到一块地，可这块地充其量就是能让他站着长大，离去时够安然躺着而已。几行玉米，两株瓜豆并不够他裹服一生。没有人这么去想，当改革开放之风吹遍地的近十年，还是十几个人围着吃一小锅饭，老人、小孩吃精粮，大孩，父母吃粗粮。计划生育的贯彻也需强行执行，在人们固执的情理中一直难以落实。到了九十年代，把某些妇女按倒在手术床上，待割的妇女还会踢开医生逃走，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例。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也不确定自己在坚持什么。给她结个扎，就像给现在的人剜去肾。
　　父亲和母亲摆脱贫困的方式就是勤劳。放牛，种地循环成生态圈，玉米满尖了，麦子大穗了。红铜锣锅里煮着金黄的苞麦沙，锅巴又软又厚，80岁的爷爷都嚼得动。或在米底子上蒸一层麦面粉做成的散瘩瘩(比做面团少放些水，用筷子扒拉成散瘩瘩)。一家人围在藏头房的台坎上吃饭，扫干净的泥巴地上一圈小板登围着一只大铜锣锅和一铁锅没揭盖的四季豆。大小不一的小板登是父亲用剩料，三块小木板用铁钉钉成的。爸妈，姐姐们把四季豆的豆籽捡到小姐姐和我碗里，连小哥哥的豆籽都归了我。豆籽细腻润口，所以那时的我并不需要体会如干扁肤豆壳(把青豆晒干，吃时用水泡润后煮着吃)般粗糙的生活。
　　大姐先结的婚，生了两儿一女。大哥和二姐家生了两个孩子后受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管制。几个侄子，侄女都读了书，读最少的也初中毕业。到四姐、五姐结婚生子时，人们已不必刻意去顺从计划生育的条文，少生精养已成为一种意识。孩子是希望，是世界的未来，但未来世界不是靠一大群人蛮干，而是需要懂知识，高素养的人来治理创造。
　　昔日那帮烤火年纪的孩子已坐在教室里。篷头垢面与四面口袋墙、毛草捆压顶的年代相得益彰，白墙窗明里已变成了俏辫子、粉嘟嘟的小脸蛋。渴求温饱的眼神是直勾勾，赤裸裸的，它们嵌在一张张面黄肌瘦的脸上，微陷入眼眶的簿眼皮尽显怠色，眼神却那么精神百倍的迫切，而渴求知识的眼神安然、沉静，如潭水畜积无尽的智慧，使之明亮、熠熠生辉。
　　反观七十年，从广大农村日思饱暖，到对科学教育、文化素养的追求，这一巨大变化进程中，邓小平同志最先提出的计划生育亦起着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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